我说：“丁浩，今后再动手打人的时候，要想好了，你还欠老师300块钱。”

丁浩拿着钱,就去跟人家赔礼道歉了，当时泪流满面的，确实很诚恳。那个学生家长一看孩子的医疗检查报告，也没有什么事，就再没有跟学校追究这件事。

我们高一（3）班，有一部分学习差纪律差的学生。可现在，像丁浩这样的学生都进步很快，其他难管的同学也慢慢变得守规矩、上进起来。我带这个班半年后，班里的学习成绩已经名列年级普通班第一，各项科技活动文体活动也走在前列。

所谓“差生”是怎样形成的？我觉得，当一个学生反复遭遇失败的打击后,便成了“差生”。而让一个“差生”变好的最有效方法，就是要找到他身上的强项，发挥他的优势，让他反复享受成功的喜悦，“差生”就会转化为优秀。

听过这样一个美国故事吗？在乡下，有一个公认的坏男孩。有一天，男孩父亲把继母领到了家里。父亲告诉继母：“请你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孩子，说不定他会往你身上扔石头。”可是，继母微笑着走向男孩，托起他的下巴，注视着他，回头对男孩父亲说：“你错了，他是全郡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男孩。”听到这话，男孩几乎落下泪来。他与继母建立起了友谊。14岁那年，继母给男孩买了一部二手打字机，对男孩说：“你会成为一个作家。”男孩为继母的鼓励所感动，奋发努力，后来成为一个作家和富豪。他就是卡耐基先生。

没有教不好的孩子，只有不称职的家长；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称职的老师。一个好家长，一个好老师，能够发掘出孩子的潜能和长项，把孩子带到阳光地带。我也曾经是“差生”

也许你会问，为什么你对“差生”这么耐心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因为我曾经也是个“差生”。

我生长在军人之家，父亲是部队干部。本来父亲有机会把家安在城镇，但因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有过忍饥挨饿的惨痛记忆，父亲就执意把有7个子女的家，安在了乡村，所以我一直在乡村长大。

我的小学中学是在“文革”时期念的。那时候，学习环境差是事实，不过自己不知道学习用功，也是事实。那时候我很顽皮，天天被老师批评，一不被老师批评，就觉得浑身难受。因为那时候没有追求，1977年以前，高考制度没有恢复，学习好和学习差有什么区别？再一个，因为我父亲是转业军人，国家干部，而我是老大，按照当时政策，老大不下乡，可以接班去父亲单位工作。那是很不错的单位，我上高中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接父亲的班。所以我不必好好学习，班里五十多个学生，我的学习成绩是倒数第10名左右。

1977年，高考恢复了。我就觉得考大学这个事儿挺好挺光彩的。原来上大学，对咱们来讲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，都得靠推荐。到了1977年，我看见乡里有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了，心也隐隐地被触动了。

转眼到了1978年春天。一过了寒假，我们班主任老师就动员班里前五名的学生参加高考。于是，这前五名的学生就去认真准备。那时，我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，就去找班主任说：“老师，我也想今年考大学。”

哎呀！班主任看我就像看一个外星人一样，是那种又鄙视又不让你看出来的感觉。老师问：“你也想考大学？”那种语气分明是在说：你在班里成绩都40名靠后了，还想考大学？那大学是你考的吗？

班主任老师的那种眼神，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耻辱，什么叫做被别人看不起。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，我可能永远与大学无缘。

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呢？没想到的是，班主任把我要考大学的事儿，当成笑话跟那前五名的同学说了。那五名同学就取笑我、奚落我：“你也想考大学？如果你也能考上大学，我们就能直接大学毕业了。”

他们这一奚落，一下子激起了我的自尊心，我就觉得考大学怎么了？就你们能考，我为什么就不能考？我非考给你们看看！我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。

那会儿已经是寒假开学了，那时候没有高三年级，高二就参加高考。我当时就开始看高二的书，一看，这也不会那也不会。我想还没学呢，再等等看吧。后来，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有一次回家，我把初中课本翻出来看，课本都是新的，而我不会的那些题，根本就不是高中的，都是初中课本里面的，而我在初中压根儿就没有认真学过。

王金战 隋永双 著